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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时至今日，刑事案件二审开庭审理依然是个问题
日期：2026-05-22 07:11:17 点击：次
我做刑事辩护二十几年了，见过太多当事人家属拿到一审判决书，第一句话不是问判得对不对，是问：“二审能开庭吗？”
这话说出来，很多外行觉得奇怪：二审开庭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法律不都规定了吗？怎么到现在还是个问题？
没错，1979年刑事诉讼法就规定了二审原则上要开庭，1996年修法保留了“应当开庭”的情形，2012年又明确了“可以不开庭”的例外，到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，文字上更是清楚：被告人、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、证据提出异议，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上诉案件，应当组成合议庭开庭审理。
算下来，四十多年过去，书面写得清清楚楚，为什么当事人、律师还是要为开庭磨破嘴皮？为什么顶尖刑辩律师接到二审案子，第一件事往往不是看证据，是先想怎么争取开庭？
我见过一个故意杀人的案子，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投毒杀妻，判了无期徒刑。被告人上诉说，毒物是妻子自己买的，遗书是真的，是自杀不是他杀。一审定案的关键毒物鉴定，连检材来源都没有说清楚，我们提了十几个证据疑点，一二审法院来回推了三次，最后还是不开庭，书面审理维持原判。
有人说，那是你们的异议不成立，法官觉得不影响定罪量刑，当然可以不开。问题是，“可能影响定罪量刑”这个判断，是谁来做？是法官不开庭之前，阅卷就做出来的。你连律师的当面说理都不听，连被告人的当面辩解都没听到，凭什么说异议不影响？
我做过统计，我所在的律所近三年代理的一百二十四件刑事二审上诉案件，最终开庭审理的只有二十七件，开庭率不到22%。这个数字不是个例，前几年有学者公开调研过，全国范围刑事二审开庭率平均不到40%，部分地区甚至不到10%——法律规定的“应当开庭”，反而成了少数情形，“可以不开庭”成了常态。
现在全国基层法院法官人均年办案两三百件，中级法院负责二审的法官，办案量一点不比基层少。一个法官手里压着几十件二审案子，开庭要排期，要提人，要喊律师，一件案子开一次庭最少小半天，书面审理翻翻卷，写写裁定，三五天就能出结果，换你是法官，你选哪个？
这不是法官懒，是真的忙不过来。但忙，就能把法律规定的“应当开庭”变成例外吗？对当事人来说，上诉是他最后一次纠正错案的机会，书面审理，法官连他长什么样都没见过，连他喊冤的声音都没听过，这个结果他怎么可能服？
第二个原因，是“不开庭”的口子本来就留得太松。法律说，“对第一审认定的事实、证据提出异议，可能影响定罪量刑”才应当开庭。那什么叫“可能影响”？完全是法官自由裁量。你说你的异议影响，我说不影响，就可以不开。很多法官的逻辑是：我阅卷看完，觉得一审事实没错，那你的异议就是不影响，就可以不开。等于把法律规定的前提，变成了不开庭的理由，循环论证。
第三个原因更隐蔽：很多法院本来就怕开庭，尤其是怕律师当庭说出不一样的东西，怕被告人当庭翻供出状况，怕媒体关注，怕惹麻烦。不开庭，关起门来阅卷，多安全，多可控。
很多人觉得，开庭不就是走个形式？反正律师都交了书面辩护词，法官看不看，开庭不开庭有什么区别？
我告诉你，区别太大了。我做过一个受贿的二审案子，一审认定被告人受贿120万，其中一笔40万，是说被告人让行贿人把钱打到了他情人的账户上。被告人一直说，那是情人跟行贿人之间的民间借贷，跟他没关系。我们上诉的时候，把情人跟行贿人之间的借条、还款记录都找到了，提交给二审法院，申请开庭，法院一开始说不开庭，我们磨了两个月，终于同意开。
开庭那天，我们把借条原件拿出来，让行贿人当庭对质，原来一审的时候行贿人翻证说没有借款，开庭的时候当着法官和被告人的面，行贿人承认借条是真的，就是借款，不是行贿。就这一笔，二审直接减掉了40万，刑期从五年改成了三年，相当于多放出来两年。
如果不开庭呢？这些东西你写在辩护词里，法官对着冷冰冰的卷宗，能有这么直观的感受吗？翻证的细节、证据的疑点，靠几页纸能说清楚吗？
顶尖刑辩律师和普通律师的区别在哪里？不是说谁能把黑的说成白的，而是我们知道，二审最大的问题不是辩不赢，是你连说话的地方都没有。你辩得再好，法官不听，有什么用？我常跟年轻律师说，你拿到二审案子，先不要急着写辩护词，先想怎么拿到开庭通知书——拿不到开庭，你所有的准备都是一半废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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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开庭，你才能当面质证。一审错案，很多都是证据有问题。证据哪里有问题，你不在法庭上当面把疑点摆出来，让法官听到，让控方回应，光靠书面说“这个证据不合法”“那个证据不能用”，法官根本记不住，也不会往心里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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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开庭，被告人才能当面说出自己的冤屈。我见过太多被告人，一审判了重刑，上诉说一审逼供，你让他写在上诉状里，和让他在二审法庭上对着法官说出来，冲击力完全不一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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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开庭，才能改变合议庭的印象。很多二审法官看一审判决书，先入为主就觉得一审没错，你不当面说，不把矛盾点挑出来，这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根本改不了。
更关键的是，不开庭的二审，本质上就是“一审终审”。法律给了你两次审判的机会，结果第二次不开庭，等于只审了一次，当事人的上诉权就打了对折。我见过太多错案，就是二审不开庭，把错案就这样埋了，等到多少年之后再审翻过来，人已经关了十几年，人生都毁了。聂树斌案、呼格吉勒图案，哪一个不是二审书面审理维持的？
说了这么多问题，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个事还是解决不了？难道最高院不知道吗？当然知道。最高院年年都要求提高二审开庭率，2021年出的新刑诉法解释，还专门强调“对上诉、抗诉案件，第二审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判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或者具有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八条规定的违反法定程序情形，需要发回重新审判的，可以不开庭审理”——说白了，就是只有发回的可以不开，其他该开的都要开。
为什么还是不行？根子不是法律写得不清楚，是制度惯性改不了。
首先，考核机制不对。现在法院考核法官，看的是结案率，不是开庭率。你开得越多，结案越慢，结案率上不去，考核就不合格，法官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？反过来，你开庭开多了，出了什么问题，比如律师当庭提了新证据，媒体报道了，领导还要怪你惹事，那谁愿意多开庭？
其次，司法权的运行逻辑还是“重实体，轻程序”。很多法官觉得，只要结果是对的，开不开庭无所谓，程序是为实体服务的，没必要为了个程序折腾。但他们忘了，对当事人来说，程序本身就是正义——我有话要说，你得让我说出来，你不让我说，结果再对，我也不服。多少二审之后的信访，就是因为当事人觉得自己说话的机会都没有，才一直告下去。
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原因：律师争取开庭的动力也不足。很多律师接二审案子，收了费，交个上诉状，写个辩护词，就等着出结果了，根本不会去跟法院磨开庭。为什么？磨开庭要花时间，要找承办法官，要找庭长，要找分管院长，有时候跑好几趟都不一定能成，很多律师嫌麻烦，觉得反正钱已经收了，开不开庭结果都差不多，犯不着得罪法院。顶尖律师为什么不一样？我们知道，当事人找我们，是冲着最后一线希望来的，不开庭，希望就没了一半，所以哪怕磨三个月，我们也要把这个庭争取下来——这不是跟法官作对，是对当事人负责。
我常说，刑事二审开庭，从来不是律师的事，也不是法官的事，是当事人的权利底线。一个人被判刑，他不服，他要求说说话，要求法院再好好听一听，这个要求过分吗？一点都不过分。
为什么时至今日，这还是个问题？因为我们喊了这么多年“以审判为中心”，“以审判为中心”首先要以一审为中心，但二审不是一审的橡皮图章，是纠错的最后一道防线。防线都不开门，怎么纠错？
有人说，现在司法改革，员额制之后，法官素质提高了，书面审理也能办好案。我不否认，很多法官水平很高，但是你再高，你不听不到双方当面对质，你怎么保证你看到的事实就是全部事实？卷宗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很多细节，只有当面说才能出来。
我做了二十几年刑辩，最大的感受就是：只要二审能开庭，改判的机会最少能提高三倍。不是说开庭一定能改判，是只有开庭，才能让法官真正看到案件的问题，才能让当事人真正感受到公平正义。
什么时候，我们不用再问“二审能开庭吗”，法律规定的“应当开庭”真的变成常态，“不开庭”真的变成例外，那刑事司法的正义，才真的落到了地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