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事刑事辩护二十多年，我接过的职务犯罪案件里，当事人和家属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：“一审判得不对，二审能不能改？”
每次我都不会给空头承诺。我会先给他们看一组公开数据：最近几年全国法院刑事案件二审整体改判率大概在10%-15%左右，而职务犯罪案件的二审改判率，连5%都不到。
很多人第一反应是“这里面是不是有黑幕？是不是官官相护？”作为办过几十起职务犯罪案件的老刑辩，我得说：不能说完全没有人为干扰的因素，但绝大多数情况下，改判率低，是由制度、案件本身和程序设计决定的。今天我就把这里面的门道说清楚，不管是当事人、家属还是同行，都能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。
一、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起诉，本身就是“精心准备”的结果
和普通刑事案件不一样，职务犯罪现在由监察委调查，调查终结移送检察院起诉，整个过程的特殊性，从一开始就决定了案件到二审的时候，很难找出颠覆性的问题。
第一，监察调查的规格远高于普通侦查。能被立案调查的职务犯罪嫌疑人，绝大多数都是有一定职权的官员，从初核开始，监察机关就已经掌握了相当扎实的线索，不会贸然动手。整个调查过程，从取证到固定证据，把关都非常严——毕竟办的是官员，本身关注度就高，容错率很低。我见过不少案件，移送起诉之前，内部已经经过了好几轮审核，证据瑕疵基本上已经提前补完了，到了法院审理阶段，能挑出来的硬伤本来就不多。
第二，职务犯罪案件起诉前，已经经过了多重把关。按照现在的程序，监察委移送到检察院，检察院要做审查起诉，职务犯罪案件本来就是重点案件，退查补侦是常有的事。我去年办的一起厅级干部受贿案，检察院就退查了两次，每一次都把有疑问的证据打回去补，补到符合起诉标准才会起诉到法院。而一审法院受理之后，对于职务犯罪案件，尤其是要判实刑的案件，一般也要上审判委员会讨论，不是承办法官一个人说了算。也就是说，一审判决本身，就是公检法（监察）三家层层把关出来的结果，本身就已经把“错判”的可能性压得很低了，二审要推翻，自然难度很大。
第三，证据体系大多比较稳定，很难推翻。职务犯罪里最多的就是受贿，现在认定受贿，很少只有行贿人单方面的证言，绝大多数都有赃款去向、银行流水、相关谋利事项的书证对应，只要不是一对一的孤证，二审法院想要改变证据认定，就必须有足以推翻一审证据的新证据——而新证据从哪来？调查取证权本来就掌握在控方手里，律师能调到新证据的概率极低，更不要说很多证据早就被固定了，根本没有新证据出来的空间。
我前几年接过一起受贿案，一审认定受贿120万，其中有一笔30万，被告人说自己根本没收，是行贿人记错了。但一审法院采信了行贿人的证言，因为行贿人说的时间地点都对得上，而且还有第三人证言证明他俩当天确实见过面。二审我们找了被告人的出差记录，证明当天被告人确实在外地，不可能收钱，最后才改了这一笔。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少见，能找到这么扎实的无罪新证据，本身就是可遇不可求的。
二、二审程序本身，就不是为“纠错”设计成容易改判的
很多人以为二审就是重新审一遍案子，一审错了二审就必须改，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。我国的二审程序，从设计上就倾向于维护一审判决的稳定性，尤其是在职务犯罪案件里，这个特点更明显。
首先，二审不开庭审理是常态，开庭审理才是例外。刑事诉讼法规定，二审除了抗诉、死刑、可能改变定罪量刑的案件，其他都可以不开庭审理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绝大多数职务犯罪二审案件，法官就是看看卷，听听律师的书面意见，提讯一次被告人，就完事了。你想想，不开庭就没法对新证据质证，没法让法官通过控辩对抗发现问题，很多一审隐藏的细节，根本就展现不出来，改判的可能性自然就小了。
我前年办过一个受贿案，一审认定自首，但是没减轻处罚，我们上诉就是认为量刑过重，申请二审开庭，结果中院还是决定不开庭，只给了一个半小时提讯，说完就走了，最后还是维持原判。不是我们道理没说对，是法官根本没有机会静下心来听你讲透问题，看卷看到最后，还是觉得一审没错。
其次，证明“错判”的标准太高。二审改判，要么是一审认定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要么是一审适用法律错误，要么是量刑明显不当。但什么叫“明显不当”？多不当才叫明显？在司法实践里，只要一审量刑在法定幅度以内，二审一般不会改，就算你觉得判重了，只要不是差个三五年，二审大多都会维持。比如说，受贿100万，法定刑是三年以上十年以下，一审判了七年，律师觉得应该判五年，这算不算明显不当？在大多数法官眼里，这属于自由裁量权的范围，二审不会改。
更关键的是，对于改判，二审法院本身就有顾虑。一审判决已经是审委会讨论过的结果，二审改判，相当于直接打一审法院的脸，上下级法院之间本来就有日常工作往来，没有十足的把握，谁愿意轻易改？尤其是职务犯罪案件，一审法院肯定已经就案件定性量刑向上级法院沟通过，提前统一过意见，二审自然更不会轻易改。
还有一点，上诉不加刑原则，反而有时候成了维持原判的理由。很多人觉得上诉不加刑是保护被告人的，没错，但也带来一个副作用：对于一些一审判决确实有问题，但又不是完全错的案件，二审法院就算发现问题，如果改了就可能要加刑，或者发回重审。法院有时候就会选择维持现状，干脆维持，避免麻烦。
三、职务犯罪案件本身的特点，决定了改判空间小
除了程序和取证的问题，职务犯罪案件本身的特点，也让二审很难改。
第一，大多数被告人对事实都认罪，争议本来就不大。我接触到的职务犯罪案件，十个里面有七八个，在调查阶段就已经认了，到了法院，对受贿的金额、事实，基本上都没有太大异议，上诉大多就是说“量刑太重”“我有自首立功没认定”，很少有完全不认罪，说自己整个事实都是错的。而如果对事实没有异议，仅仅是量刑上的争议，改判的空间本身就很小，除非一审量刑确实超出了法定范围，否则二审一般不会动。
第二，赃款退赃、立功这些情节，大多一审都已经处理完了。很多人上诉说“我二审才退赃，能不能改轻？”我都得说实话：绝大多数职务犯罪案件，一审开庭前，法院都会让你退赃，你不退，那是你自己的选择，你二审才退，法院会认为你是认罪态度晚了，不会仅仅因为这个就改判。还有立功，检举揭发他人犯罪，要查证属实才能认定，一个立功从检举到查实，少说也要半年一年，二审审限才多长？一般二个月，最多三个月，当然也有长到让你感觉看不到尽头的那种。等不到查实，二审只能先维持，等查实了你再申诉，所以很多立功情节，二审根本没法认定，自然也就没法改判。
第三，政策上对职务犯罪本来就从严把握。十八大之后，一直保持对职务犯罪的高压打击态势，“从严惩处”是基本政策，尤其是对于不认罪、没有悔罪态度的被告人，量刑上本来就不会松。二审法院在改判的时候，自然也要考虑政策导向，能不改的就不改，避免被说“打击不力”。我见过不少案件，一审判决量刑确实偏重一点，但放在从严的政策背景下，二审也就维持了，毕竟改判需要承担的压力太大了。
当然，我不是说所有改判的都是错的，也不是说二审一定不能改。我执业这些年，也改成过好几起，有的打掉了部分犯罪事实，降了量刑，还有一起去掉了受贿的故意，改了罪名，量刑从十年降到了五年。改判都有一个共同特点：就是确实找到了一审判决实实在在的硬伤——要么是证据确实有问题，某一笔受贿就是没法证明，要么是量刑情节确实漏认定了，比如说自首明明成立，一审就是没认。这种情况下，二审才会改。
四、改判率低，不是你不争取的理由
说了这么多，很多人可能会灰心：既然改判率这么低，那我二审还有必要请律师吗？还有必要上诉吗？
我得说，改判率低不代表没有改判的可能，更不代表上诉没用。我见过太多案件，二审虽然没改判，但律师提出来的问题，让当事人心里清楚了，判决到底哪里对哪里错，不用一直糊里糊涂，也不用再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。而且，很多时候，就算二审不改判，你提出来的问题，也为以后申诉打下了基础。
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：不要相信所谓“找关系改判”，改判率低本身就说明，关系不是万能的。真的错案，就算不找关系，不舍微末，久久为功，该改也会改。案件本身真的没问题，找再多关系也没用。我见过太多当事人家属，花了几百万甚至更多找关系，最后钱打了水漂，案子还是维持，人财两空。
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：为什么职务犯罪二审改判率低？本质上可能与司法不公有关，这个问题说起来很复杂。另外，这个程序从一开始，就经过了层层把关，本身就把错误控制在了很低的范围，二审作为救济程序，本来就是纠正少数错误，不是推翻大多数判决。
对我们刑辩律师来说，accepts改判率低这个现实，不等于我们就不去认真办每个案子。恰恰相反，正因为改判难，才更要把每一个细节抠到位，找到一审确实存在的问题，用扎实的证据和说理去说服法官，就算最后改不了，也对得起当事人的信任。毕竟，我们做的不是保证改判的生意，是帮当事人争取合法权益的工作。
改判率低是现实，但总有那么些机会，只要你的案子确实有问题，就值得去争取——这就是我做了二十多年刑辩，最实在的经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