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本案核心证据的收集过程严重违法，上诉人在调查阶段的供述及案涉几名证人的证言均属非法取得，根据法律规定，以严重侵犯人权的方式收集的言词证据应予排除，不得作为定案依据。

一审判决据以对上诉人定罪的核心证据，就是上诉人王永胜在调查阶段的供述，以及邱某航、靳某义、靳某豪、杨某东等人在 调查机关所提供的证言。然而，有初步证明证明，上述证据均系在威胁、恐吓、逼供、诱供等非法手段下形成，不具备真实性与合法性。

1.上诉人王永胜的有罪供述系非法取得，依法应当予以排除。从审查起诉阶段到一审审判阶段，王永胜始终辩称：其在调查阶段所作的“承认受贿、持有干股、存在代持”等内容均非事实。之所以违心做出那样的认可，是因为办案人员以调查其配偶、子女、兄弟姐妹等近亲属相威胁，并以“不配合即会牵连到全家”等言词进行施压。非常明显，王永胜之供述违背本人真实意愿，属于典型的非法证据，依法应不予采信。

2.在案三名关键证人——邱某航、杨某东、靳某豪均出庭作证，当庭明确推翻其在调查阶段的证言，并陈述了三点核心事实：其一，王永胜未在银滩水电站占有20%干股，不存在他人代为出资的情况；其二，王永胜未在紫薇房地产公司持有任何干股，不存在赠送股份及代为持股的事实；其三，其在调查机关所作证言，均系在受到威胁、施压并被指定内容后作出，内容不真实。由此可见，三名关键证人的当庭证言，直接否定了一审判决的定罪基础。但是，一审法院却故意选择视而不见，置直接言词原则于不顾，仅以“证人与本案存在利害关系”与被告人存在亲属关联”为由对上述证言一概否定，对辩护人一再申请调取同录的请求置之不理，不审查取证的合法性，明显违反刑事诉讼证据规则。

3.案涉重要书证——相关账册灭失，所谓“出资、股份、分红”等指控事实均无任何财务凭证印证，导致案件事实根本无法查清。除此之外，银滩水电站股东许某川因“隐匿、故意销毁会计凭证、会计账簿”被立案追逃，至今未到案，而电站的原始财务资料、出资凭证、分红记录也都不知所踪。然而，一审判决仅凭口供与证言，便认定“王永胜占股20%、他人代为出资107余万元、分红1000万元”，属于典型的“以口供定案”。

二、所有关于受贿罪的指控均不能成立：上诉人不存在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，未非法收受财物，亦不存在持有干股、代持及分红的指控事实

（一）关于上诉人持有银滩水电站20%干股、别人代为出资1075967元、收益1000万元的指控，没有证据证明

1.在案证据证明，上诉人王永胜实际出资50万元，属于合法投资，并非“以投资为名行受贿之实”。经一审庭审查明，上诉人自始参与银滩水电站的协商，实际出资50万元，该行为属于真实、合法的民间投资，并非“零出资、少出资”以获取干股。

2.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邱某航、许某川代王永胜出资107万余元。因为公诉机关既没有收集到代出资协议，亦没有代付款银行流水，更无财务入账凭证。所谓“代出资”仅来源于调查阶段的非法证言，缺乏客观证据印证。

3.资产评估报告不能作为定罪依据。昌至评字〔2022〕0030号评估报告形成于案发之后，以2007年为基准日进行追溯评估，缺乏原始账册支撑，亦无各方共同确认的依据，不能直接等同于股东的实际出资额，更不能据此推定上诉人的受贿数额。

4. 所谓1000万元收益完全没有凭证，纯属口头拼凑。邱某航所称上诉人在水电站“分红1000万元，他代为保管并将部分投资于房地产、股市”等项目，但是却无银行流水、投资合同、分红凭证及交割单据等证据证实，在辩护人看来，这些数字很大程度上是按照调查要求编造的，不能作为定案事实。

（二）无客观证据证明上诉人持有紫薇房地产公司20%干股、出资360万元、分红1836万余元的指控

1.工商登记、股权结构、出资流水等客观证据完全排除王永胜持股的可能。仁兴公司工商登记显示：靳某义100%持股，王永胜根本就不是什么股东，也从未办理过什么股东登记，未签署过任何股权文件，亦未参与实际经营管理及分红事宜。关于“安得海大酒店分股、赠送20%干股”的指控，也缺乏书证及其他证据支持。控方所主张的“四人商定赠送干股”，既无会议记录、书面协议、录音资料，亦无其他在场证人佐证，仅凭调查阶段的非法证言不足以定案。所谓“靳某义送现金180万元”给上诉人，并无任何关于资金来源、去向及交付过程的证据。可以想象，180万元属于巨额现金，却无公司账册记载、备用金支出记录、取款凭证，亦无交付现场及时间地点细节印证，仅依据孤证证言予以认定受贿，明显违背常理与证据规则。

2、关于“王永胜为仁兴公司谋利”的指控，从在案证据看也完全站不住脚。原因在于，王永胜的相关行为均属正常履职范畴，并非为他人谋取利益。众所周知，为企业协调贷款、搞市政道路建设、推进供水供电及拆迁等事项，均系地方领导为服务企业发展、推进项目建设、维护社会稳定而实施的职务行为，并非为特定企业“谋取不正当利益”，不具备受贿罪“权钱交易”的本质特征。

综上，全案指控上诉人受贿6475976元、持有360万元干股及超2800万元分红收益，均无合法有效证据证实，所以指控受贿犯罪依法不成立。

三、滥用职权罪的指控不能成立

1、王永胜签字系正常履职、程序合规、为维护社会稳定，不具备滥用职权的主客观要件。因为天赐湾项目人防费的减免，是经市人防办、市建设局、市府办多层审核上报上来的，并非王永胜一人“擅自决定”。

2、在案书证显示：人防费减免申请由企业提出，经人防办、建设局审核、市府办呈批，形成正式文件后报送王永胜签批。王永胜作为分管领导，在内部审批流程上签字，属于正常履行审批职权，并非个人擅自决定。王永胜签字的初衷是解决企业困境、防止停工闹事、维护社会稳定，并非滥用职权。当时天赐湾项目存在资金困难、施工纠纷及工人闹事等问题，政府及时成立了协调小组，王永胜任组长。其签字同意减免，目的是保项目、保交楼、保稳定，属于合理行使行政管理裁量权，不具备“滥用职权”的主观故意。至于项目是否完全符合减免细则，属于政策理解与工作认识问题，跟刑事犯罪毫不沾边。

3、即便对人防费减免范围存在不同理解，退一万步讲也属于工作过失、认识偏差或程序瑕疵，而非刑法意义上的“滥用职权”。王永胜没有徇私舞弊行为，未谋取个人利益，亦未造成刑法意义上“公共财产重大损失”的可归责结果。

四、一审判决以非法口供倒推事实，存在根本性的逻辑错误

1、本案中，关于请托事项、谋利行为、交易合意、资金流向及股权凭证等关键要素均存在缺失。一审法院以结果倒推行为性质，仅凭身份推定犯罪成立，此举明显违反法律规定。对非法证据未予排除、对当庭证言不予采纳、对客观凭证缺失的事实视而不见。

2、关键证人在庭审中明确陈述其此前证言系受威胁作出，内容不真实，但一审法院未对取证合法性进行审查，未采信其当庭证言，反而以“存在利害关系”为由一概否定，将正常履职行为、民间投资行为错误认定为犯罪行为，混淆了违纪与刑事犯罪的界限。即便王永胜的行为存在不当之处，亦属违纪范畴，不应上升至刑事犯罪层面。一审判决扩大了刑事打击范围，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，严重违背刑事司法谦抑原则。

综上，指控上诉人王永胜犯受贿罪、滥用职权罪的相关证据均系非法取得，客观证据全面缺失，本案存在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、程序严重违法等问题。恳请二审法院坚守证据裁判原则，全面纠正一审判决中的错误，依法改判上诉人王永胜无罪。

（注：文中某些信息已做脱敏处理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