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一、一审判决认定奚某构成伪证罪，首要错误在于混淆了伪证罪的特殊主体要件，奚某不具备伪证罪的主体资格。
1、伪证罪的核心构成要件之一是主体的特殊性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零五条规定，伪证罪的主体仅限于刑事诉讼中的证人、鉴定人、记录人和翻译人，这是区分伪证罪与其他妨害司法秩序犯罪的关键界限。一审判决仅凭奚某在MY州监察委员会谈话时作出过虚假陈述，便认定其系“李某2涉案款项的关键证人”，进而认定其主体适格，该认定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规定，属于对主体要件的错误解读。
2、结合本案卷宗材料及二审法院已查明的事实，奚某在监察机关谈话时的身份并非单纯的“证人”，其作出的言词证据具有双重属性，而非伪证罪要求的“证人证言”。首先，从谈话背景来看，奚某本身系本案洗钱罪的涉案人员，其与李某1 共同实施了协助李某2转移113万元违法所得的行为，监察机关对其谈话的核心目的，是查明其自身涉嫌洗钱犯罪的事实，而非仅要求其作为证人指证他人犯罪。其次，从言词证据的内容来看，奚某的陈述既涉及李某2的涉案款项去向，更涉及自身参与转账的具体过程，兼具“证人证言”和“被告人供述与辩解”的双重属性，与伪证罪要求的“单纯证人提供证言”存在本质区别。
3、更为关键的是，伪证罪中的“证人”，要求其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，仅以自身知晓的案件事实作为证据提供给司法机关。而奚某自身涉嫌洗钱罪，其作出虚假陈述的行为，本质上是为了规避自身的刑事责任，而非以证人身份为他人提供证明，其身份不符合伪证罪对“证人”的核心要求。一审判决无视奚某的涉案身份，将其等同于普通证人，混淆了证人与涉案被告人的界限，属于对伪证罪主体要件的根本性误判，据此认定奚某构成伪证罪，缺乏前提基础。

二、一审判决认定奚某实施了伪证罪的客观行为，系对“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”的错误认定，奚某的虚假陈述未对案件处理产生实质性影响。
1、根据刑法第三百零五条规定，伪证罪的客观行为表现为“在刑事侦查、起诉、审判中，对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作虚假的证明”。这里的“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”，特指对案件是否构成犯罪、犯罪的性质、罪行轻重有重大影响的情节，若虚假陈述的内容无关紧要，对案件处理无实质影响，则不能以伪证罪论处。一审判决认定奚某与李某1商议，将113万元中的70万元陈述为二人之间的借款及利息，属于“故意作虚假证明，意图隐匿罪证”，该认定忽视了涉案款项的性质及对关联案件的实际影响，系对客观要件的错误适用。
2、结合本案事实，首先，奚某与李某1虚构的“70万元借款及利息”，并未对应李某2（另案处理）具体的贪污受贿事实。根据卷宗材料，李某2涉嫌受贿罪的违法所得共计1311余万元，涉案113万元仅系其违法所得的一小部分，且该113万元仅被概括性认定为赃款去向，并未与李某2具体的受贿行为一一对应。其次，贪污贿赂犯罪的既遂标准是财物的交付与取得，赃款的后续流向并不影响贪污贿赂罪的定罪，也不影响对李某2罪行轻重的认定—李某2的定罪量刑核心在于其受贿的数额、次数、情节，而非赃款的具体去向。奚某与李某1 虚构借款的行为，既未改变李某2受贿的基本事实，也未减少其受贿数额，更未对李某2的定罪量刑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。
3、一审判决无视上述关键事实，仅凭“虚构款项性质”便认定奚某的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执法活动，属于对“与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”的扩大解释。事实上，奚某的虚假陈述仅系对赃款去向的不实描述，并未触及案件的核心事实，也未对李某2案件的处理结果产生任何影响。而在本案中，奚某的虚假陈述发生在监察机关调查阶段，彼时李某2的刑事案件尚未进入起诉、审判阶段，且其虚假陈述未对案件侦查、起诉产生任何实质阻碍，不符合伪证罪的时间要件和危害后果要求，不符合伪证罪客观行为的核心要求。一审判决据此认定其构成伪证罪，缺乏事实依据。

三、一审判决认定奚某具有伪证罪的主观故意，系对“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”这一主观要件的错误解读，奚某无伪证罪的主观动机。
1、伪证罪的主观方面要求行为人具有“意图陷害他人或者隐匿罪证”的直接故意，这是伪证罪与其他过失提供虚假证言行为的根本区别。“隐匿罪证”的核心内涵是掩盖、歪曲事实真相，毁灭证据，将应当提供的证据予以人为灭失，其目的是使犯罪人逃脱刑事追究；而“陷害他人”则是通过虚假陈述使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，或使罪行较轻的人受到较重处罚。一审判决认定奚某“企图扰乱MY州监察委员会正常的执法活动，以达到帮助李某2减轻罪责的目的”，系对奚某主观故意的错误推定，与案件事实严重不符。
2、结合本案证据，首先，奚某作出虚假陈述的直接原因，是受到李某1 的指使和劝说。根据奚某的供述及李某1 的供述，李某2被留置后，李某1 担心奚某如实陈述会暴露自己的洗钱行为，进而约奚某商议统一口径，虚构借款事实。奚某作为李某2的外甥女婿、李某1的表哥，出于亲属间的情面，且自身也涉嫌洗钱犯罪，担心如实陈述会加重自身罪责，才被迫违心作出虚假陈述，其主观目的是规避自身的刑事责任，而非主动帮助李某2减轻罪责。其次，奚某的虚假陈述并未达到“隐匿罪证”的效果——其在2022年7月25日的再次谈话中，便主动向办案机关如实交代了虚构证言的事实，及时纠正了自身的错误，并未持续隐瞒事实，也未对案件侦查造成实质性阻碍。
3、更为重要的是，奚某的虚假陈述既未陷害任何人，也未真正隐匿李某2的罪证。李某2的罪证核心在于其受贿的事实及相关证据，而非赃款的具体流向，奚某的虚假陈述并未掩盖李某2受贿的核心事实，也未导致李某2逃脱刑事追究。一审判决无视奚某的主观真实意图，将其出于自保的被动行为，推定为“帮助李某2减轻罪责”的故意，系对伪证罪主观要件的错误解读，不符合主客观相一致的刑法基本原则。

四、在案证据证明，奚某具有明显的从轻、从宽情节。
奚某在案发后主动如实交代了虚构证言的事实，自愿签署了《认罪认罚具结书》，认罪态度良好，主观恶性小，且其未从虚假陈述中获得任何利益，也未对司法机关的执法活动造成严重妨害，依法应当从轻、从宽处理。
综上，辩护人认为，一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奚某构成伪证罪，系事实认定错误、法律适用偏差。恳请二审法院坚持以事实为依据、以法律为准绳，依法撤销一审判决中对奚某伪证罪的定罪量刑，纠正一审错误，维护上诉人奚某的合法权益，彰显司法公正。
